深网财经科技2025年10月11日 13:11消息，吸引6亿人次的革命纪念馆如何圈粉年轻人？文化中国行带你探索红色魅力。
一件皮箱，讲述了一位青年从浙江奔赴延安的艰难历程与坚定信念；一幅名为《怒吼吧，中国》的版画，镌刻着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革命纪念馆，与革命文物进行心灵的对话。
国庆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有30余组家庭在假期首日走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馆区，参与“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题研学活动；在延安，19座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成为游客热门目的地，人们通过参观红色地标，感受革命历史的厚重，同时也领略到革命老区的发展变化。 这段新闻反映出公众对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在节假日，家庭式、体验式的红色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方式。这不仅有助于传承革命精神，也增强了人们对国家历史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革命旧址的保护与利用也在不断深化，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丰富的载体和场景。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立表示，全国每年平均举办超过3000个以革命、建设、改革为主题的展览，有6亿人次观众参观了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目前，共有471个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个省级行政区已发布9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走近革命文物，深情回顾历史，感悟其中蕴含的伟大精神，从中获取前进的动力。孙德立表示。
不仅说“文物有多珍贵”，还要讲“青年有多勇敢”
孙德立表示，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目前，全国已基本完成革命文物资源的普查工作，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数量达到4.2万余处，国有单位收藏的革命文物达150万余件/套。
摸清了文物家底，如何讲好文物故事？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是一家中小型的革命纪念馆。该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王欢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纪念馆以《我要去延安》主题展览为“试验田”，积极探索打造抗战文物的“青春化”叙述方式。
为什么要为抗战文物注入“青春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馆藏资源，都与青年有着深度链接。特别是抗战时期，两万多名爱国青年，通过这里奔赴延安。这里跃动着许多鲜活的故事，沉淀着火热的抗战精神。我们有责任链接当代，面向未来。”王欢说。
展览在策划之初，纪念馆就对18-35岁观众进行了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62%的人认为“抗战精神与当代生活有距离”，77%的人表示“文物背后的故事比文物本身更动人”。
这些关键数据表明，以往以“事件史”和“宏观叙事”为主的传统展览，可能忽视了青年个体的选择与情感体验。要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必须消除“代际温差”；要让抗战精神“传承”下去，必须找到与青年之间的情感共鸣点。”王欢表示。
为此，该馆在对馆藏资源进行重新梳理和深入研究后，开展了有目的的走访与征集工作，最终将重点聚焦于文物——特别是那些蕴含情感温度的“青春物件”。“我们改变了叙述角度，不仅讲述‘延安的伟大’，也讲述‘青年的勇敢’；不仅强调‘文物的珍贵’，更注重‘背后故事的生动性’。”王欢表示。
比如，西安美术学院原院长刘蒙天奔赴延安时所携带的皮箱，曾作为展品展出，并配有简单的说明牌。如今，展览以这个皮箱为核心，通过时空线索串联起地理脉络，讲述一个更具感染力的故事——他如何从浙江家乡出发，途中遭遇路费被偷等重重困难，却依然坚守理想，最终徒步抵达延安。 这一展览方式的转变，让历史人物更加鲜活，也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那个特殊年代中个体的坚持与信念。皮箱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精神象征。它承载着一位艺术家对理想的追求，也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展览的感染力，也让历史教育更具温度和深度。
《我要去延安》主题展览还把舞台交给年轻人：联合高校和学生深度参与文物保护、策展设计等工作；共同策划表演“我要去延安”实景剧；开展学校巡展巡讲，参加“新时代青年延安行”，鼓励他们创作主题Vlog……
王欢透露，自该展览开幕以来，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达75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6%，其中18至35岁年龄段的观众占比达到65%。此外，巡展活动已相继走进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博物馆，并与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40多所高校开展合作。
王欢在观众留言本上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原来‘坚定理想信念’不是口号，是纺车转一圈、信纸翻一页、补丁打一摞攒起来的。” 这条留言让人深思。它用具体的动作和实物，形象地诠释了“坚定理想信念”这一抽象概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正是无数人用点滴努力和默默坚持，才让理想有了重量，让信念有了温度。这种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理想信念不应只是挂在嘴边的词句，而应是行动中的一点一滴，是岁月里的一次次积累。
纪念馆成为大课堂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当文物为青年讲好抗战故事，革命纪念馆本身就是绝佳的课堂。
截至目前，全国革命类纪念馆数量已超过3000家，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革命场馆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改扩建工程也已顺利完成并正式开馆，革命纪念馆的建设质量与展览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之上，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从2014年起，这里成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
纪念馆内设有基本陈列《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主题展览《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审判日本战犯史实展》、“慰安妇”受害者专题陈列《二战中的性奴隶——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罪行展》等。
该馆副馆长时鹏程介绍，纪念馆致力于打造“六个一课”，旨在讲好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的“大思政课”。所谓“六个一课”，包括入伍一课、从教一课、行前一课、复兴一课、归国一课、入职一课。每门课程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从不同角度进行内容设计。其中，入伍、从教、入职是按职业分类；而行前、复兴、归国则面向特定人群。 我认为，“六个一课”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教育方式，它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情境相结合，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通过为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量身定制课程内容，不仅提升了教育效果，也让更多人能够从国家公祭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这种方式有助于增强公众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认同感，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行前一课，面向南京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即将出国的学生，教育他们出国后做爱国主义的践行者、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平种子的传播者。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9000多人上了这堂课。”时鹏程说，复兴一课，则面向港澳台同胞，引导他们深化民族记忆、增强国家认同；归国一课，面向留学归国人员，激励他们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在时鹏程看来，纪念馆中的思政课教学，首先依托于丰富的文物史料和纪念设施，以文物为“教材”、以场馆为“教室”、以遗址为“课堂”。中山码头集体屠杀遗址出土的遇难者遗物、日军在南京常府街慰安所的留言墙、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胶片等，构成了最具感染力的教学资源，搭建起最真实、最深刻的课堂。 我认为，这种将历史现场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情感冲击力，也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意义。通过实物和场景的再现，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记忆，这样的教育方式更具说服力和震撼力。
9月5日，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与香港培侨中学，以及澳门濠江中学、东南学校近70名学生，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参观。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陈韶君曾通过历史课程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此次实地参观让她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纪念馆中的文物和幸存者的亲身经历等史料，充分证明了历史的真相。如今国家日益强大，与过去贫穷落后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更应倍加珍惜当下。”
师生们还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夏媛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夏媛的外婆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香港培侨中学教师谭小铭已是第三次走进纪念馆，他表示：“这次通过幸存者后代的讲述，学生们将课本中的文字知识与实地看到的文物、听到的真实故事相结合，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祖国从苦难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
从文物看到历史的现场
《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抗战版画展（1931-1945）》，于8月末在北京开幕，精选馆藏132幅抗战时期木刻作品、13种版画图书刊物及3封画家信札，系统呈现“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一朴素艺术形式所迸发的强大生命力。
版画这门技艺其实起源于中国，古代被称为“绣梓”；在14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逐渐演变出由画家自己绘制、雕刻和印刷的创作版画形式。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发现这种艺术形式非常契合现代中国的需要。它成本低廉——只需一块木板和一把刻刀，就能随时随地进行创作，并且便于复制和快速传播。因此，鲁迅大力推介，使创作版画重新回到中国。
1931年8月17日，鲁迅在上海发起了为期6天的木刻讲习会，鼓励青年艺术家既要吸收外来技法，更要表现“中国向来的魂灵”。然而，历史的转折猝不及防，讲习会结束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艺术家立即行动起来，日夜赶制抗日画报与木刻传单，张贴于街头巷尾，践行了鲁迅所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展览名为“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姜异新表示，这一名称源自李桦于1935年创作的经典作品。该作品描绘了一个被捆绑、仰天怒吼的巨人形象——蒙住双眼的布条无法掩盖热血沸腾的激情，半跪的身体犹如盘曲的山岳，粗重的绳索深深勒进肌肤，却无法压弯挺直的脊梁。
“今年，我们依然能从这些版画中，体会到年轻艺术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一刀一刀雕刻出的民族苦难与坚韧精神。它们不仅仅是展览品，更是一代人的生命痕迹，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姜异新表示。
8月末，专题展览《改变世界的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中的中国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同时向公众开放。
“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文化的战争。展览中，《黄河大合唱》等经典文艺作品组织起千军万马的抗战故事，通过展示、讲述与情景互动，关联一体，使展览可观、可讲，与观众产生情理共鸣。”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
刘妮在文物工作岗位上坚守了34年，至今已成功征集文物上万件。其中包括冼星海使用的音乐指挥棒，历经15年才将其迎回延安；周恩来于1944年从重庆带回延安的意大利小提琴，也花费了10余年时间才得以回归；今年，华侨青年王唯真的抗战手绘本，经过22年的努力，终于被征回延安，成为珍贵的抗战历史见证。 这些文物的回归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而刘妮用数十年的坚持，让这些故事重新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在当前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样的坚守显得尤为可贵。文物不仅是过去的遗存，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我的体会是，文物的征集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是一时的冲动和努力，而是一个长期对文物背后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的过程。只有用心至深、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让文物回归其历史发生的原地，讲好属于那段历史的故事。”刘妮表示。
